季羡林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、历史学家、国学家，他精通12国语言，尤其对印度语言文学的研究颇多建树。自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，季羡林对中国文化、东西方文化体系的交流，以及21世纪人类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，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。

  很有意思的是在季先生去世前后，围绕他的遗产问题发生了诸多纷争，先后出现了“书画门”、“乌龟门”、“遗产门”等事件。

  2008年10月，一位名叫张衡的书画爱好者声称，自己买到季羡林收藏的16副书画作品，后经北大调查发现，张衡手里的作品全是伪作，由于季羡林房间的钥匙由其秘书李玉洁保管，但李玉洁称，自己生病后就把钥匙交给秘书杨锐保管，受此事件影响，杨锐被迫辞去秘书一职。

  季先生去世后，在追悼会上，一位身穿白衣的女子忽然大喊：“有人要偷季老的乌龟。”白衣女子说，追悼会开始前，季老的管家方咸如特意把家里的乌龟带来，与季老做最后告别，但没想到有人想偷走这个乌龟。

  早在2001年季羡林就与北大签订了藏品捐赠协议。但后来季老的儿子季承表示，季羡林临终前留了一张亲笔字条，作为遗嘱写明所有遗产归季承所有。这让季承与北大有了一个矛盾，季承声称：季羡林的所有遗产都是我的！

  季羡林先生也许不会想到，围绕他的遗产竟然会引起这么多纷争。不仅他的家人牵扯其中，更包括围绕在他身边的人，他的秘书、看门人、秘书的干女儿、他的弟子，以及他工作的单位。就像有人说的那样，季羡林不仅养活了一个研究所，还养活了一批出版社和利益相关者，人人都想从“季羡林”这个“招牌”里捞一杯羹，瓜分一点利益。明争暗斗，扑朔迷离，演出了一幕幕“现实话剧”，可笑、可悲，甚至是荒谬，令人“叹为观止”。

  在季羡林去世5个月后，两个小偷砸开季羡林旧居的窗户，把里面的珍贵藏书和文物洗劫一空……

  2009年12月16日，季承像往常一样，到位于北大朗润园13号公寓季先生的家中，当时一同前往的还有季羡林已故秘书李铮的儿子小军，两人是前往季羡林故居整理房间的。由于季羡林的这座房子属于北大，按照惯例应该由北大收回，因此季承和助手已经整理了一段时间的房子。

  但是，当季承走到门口时发现，阳台玻璃被人打碎，有人从阳台进了屋子，房间内一片狼藉。

  季承赶紧打开门，房间里的情景不由让季承感到极为惊讶，几个书柜都已经空了。

  除了书籍之外，屋内墙上悬挂的若干季先生的照片，书柜上摆放的5尊季先生的半身铜像都不见了。

  家里的物品已经和北大有关人员清理了一段时间，所有物品都有清单，因此查找丢了多少东西并不困难。

  尤为主要的是，季先生无论收藏的书籍还是佛像文物都十分珍贵，有些书的版本不一样，有唐朝的、清朝的、民国的，季承发现有接近5000册线装古籍以及数量不等的佛像被盗，这些都是珍贵文物，其价值数以百万计。

  自从季羡林去世后，这所旧居就空了下来，季承有自己的家庭，平时不住在这里。但是他也安排了人员在这里看家。但事有凑巧，15日那天下午和晚上正好没人，结果偷盗者就看准了这一天。

  当得知季羡林旧居珍贵藏书和文物被洗劫一空时，很多人都惊讶了，毕竟季羡林老先生去世还不足半年时间。一些退休老教师来到朗润园周围，对季羡林旧居被盗表示同情。有教师认为：估计盗贼早就惦记上季先生家的财产了，毕竟他的名气太大，家里又有这么多收藏品。

  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怎么能够不令人惊讶呢？这是一件涉及数额巨大的盗窃案件，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？……我想，这样大规模的盗窃是不会不留下痕迹的吧，毕竟那么些东西要运走，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  我，以及关心季羡林先生的人，都由衷地希望，并且坚决地相信，公安部门是一定会侦破这个骇人听闻的案件，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的！

  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派出所接到报警后，立即上报分局，并派出办案人员对季老旧居所进行勘查。

  在冷静下来后，季承对案件的侦破还是表示了信心，并提供了一些思路和方向。这么多藏书和多种铜器，这中间还包括季羡林半身铜像一尊，季承说那个铜像挺重，一个人搬不走。季承认为这是有目的的作案，所有珍贵古籍都被洗劫，而现代图书则没动。尤为主要的是，案发前看门人方咸如的行李还在隔壁房间里，案发后他的行李都不见了。因此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很大。

  事实正如季承和钱教授预料的那样，案件的侦破很快就有了结果。季羡林生前的工作人员就那么几位，很快警方查找到4位嫌疑人，季羡林家的看门人方咸如，季羡林前秘书李玉洁的干女儿王如进入警方视野……

  第一，主要是1950年以前收藏的字画，这中间还包括季羡林夫人彭德华从山东带到北京的字画。这些字画的收藏以齐白石为下限，数量很大，名家荟萃，触目皆是，若论价格，在今天是“天文数字”（估值上亿）。

  第三，多年来，季先生的朋友赠送了他很多书画作品和艺术品，数量也很大，这些名家包括书法家启功、欧阳中石，画家范增等人。

  第五，季先生的著作出版量很大，稿费数目也不少，应该以百万元计，其他的还有朋友馈赠给他举办资料馆的资金，季先生本人都不经手，都是由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办理。

  钱教授曾看过季先生收藏的齐白石巨幅“豹子图”，偶一挂出，满屋生辉，观者无不目瞪口呆。

  许多珍贵的书画作品都是季羡林先生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收购而来的。季先生的一个目的，就是尽可能地把名家的书画存下来。更为主要的是，季先生当年在北大任教后，拿当时的最高工资300元，因此他有充足的资金收购这些书画作品。那时候琉璃厂的很多书画商人，在得到精品书画后，都会亲自送到季羡林家中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有钱，能付得起款，比如季羡林曾收购过齐白石的一副画，当时价格是500元，这在那时是一笔巨款了。几十年的收藏，自然让季先生的各种藏品十分丰富。钱教授也曾看到过，季先生的孙子在家里练习写毛笔字，用的是古董级的宣纸和墨，但季先生只是笑笑而已。在珍藏的几千册古籍中，还有苏轼的《御书颂》。

  然而，正是围绕这些珍贵的藏品和财产，让季羡林的儿子季承，与季羡林身边的工作人员——比如他的秘书李玉洁、杨锐，秘书的干女儿王如，以及北大方面产生了纷争。季承的一个基本观点是，秘书李玉洁在季羡林身边工作这么多年，她掌握着季羡林家的钥匙，负责保管各种藏品和往来账目，因此怀疑她隐匿了季羡林的财产。在一次季承到银行查账中，查到父亲有22笔存款，最大的一笔是25万美元，其中有19笔已被取走，但具体金额季承并不知道，也不知道是何时取走的。对于季承的怀疑，当时李玉洁表示，已经多年不再插手管理季先生的财务，因此不知情，季承的怀疑是污蔑。而季承表示，当时李玉洁吃住在季羡林家，曾在她住的房间柜子里，发现30多件字画文物，虽然并没有转移出去，但不能不令人怀疑。而在“书画门”事件出现后，季羡林的秘书杨锐也因此而辞职，但是他表示，对此事问心无愧。

  季羡林究竟有没有丢失收藏的书画，后来北大方面表示市面上出现的季羡林收藏的书画都是伪作，这就让“书画门”事件扑朔迷离。因为季羡林曾在2001年和北大签订了捐赠协议，表示把自己的藏品捐赠给北大，这中间还包括577副字画由北大代为保管。既然北大说没有丢失，自然市面上的东西都是假的。那时候是否有文物贩子看准了季羡林遗产的纷争，故意浑水摸鱼呢？

  但是从中也能够准确的看出，围绕季羡林的遗产，众多的“利益相关者”都出动了，希图从中分一杯羹！

  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季羡林在生前做了两个相互矛盾的“决定”，一是在2001年，他决定把藏品捐赠给北大，并签订了捐赠协议。但是从2006年起，季羡林先生的独子季承认为这些捐赠不合法。尤其是在“字画门”事件后，季承找到北大，出示了一份由季羡林签名盖章的字条：

  由季承处理有关财产的一切事宜,以前给秘书李玉洁和杨锐的一切授权全部作废。

  季羡林先生和夫人彭德华有两个孩子，女儿季婉如，儿子季延宗，也即季承。按理说，这些珍贵的收藏品都是季羡林先生用自己的钱收购的，他的遗产自然由女儿和儿子继承，这在法律上没什么问题。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纷争，其实与季羡林家庭出现的一些“变故”也有关系。

  熟悉季羡林家事的钱教授说，1999年之后，季羡林最信任的秘书李铮去世，不久之后，季羡林的女儿、女婿也相继去世，他的孙子孙女们都在国外工作，唯一的儿子季承，因为与父亲的关系闹僵，有13年时间父子俩不相往来。这段时间是李玉洁担任季先生的秘书，季先生对李玉洁还是信任的，存折什么的都交给她管理。2006年李玉洁中风住院后，杨锐开始担任季羡林的秘书。李玉洁的一个基本观点是：季羡林已经把遗产都捐赠，因此已经与季承没关系，季承怀疑她藏匿季羡林遗产也毫无根据。季承则认为父亲的捐赠不合法，因为父亲捐赠的财产中，有一部分是祖母和母亲的遗物，父亲不能单方面把别人的东西捐赠出去。虽然有13年时间父子俩不往来，但在季羡林去世前，父子俩已经和好如初，季羡林也改变了对自己遗产的处理方法，并授权季承全权处理自己的财产事宜，因此他有权力查明父亲有多少遗产。

  正是因为这一些原因，与季羡林财产有关的各方众说纷纭，并最终发生了季羡林旧居珍贵藏书和文物被洗劫一空案！

  2011年5月11日上午，季羡林故居被盗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。颇为意外的是，原定于上午10时开庭，延迟于10时30分才开庭，被告人王如在开庭前拒不穿上号服，并情绪激动地说她不是罪犯，不应该穿这种衣服。戏剧性的一幕终于出现了，王如穿着黑色小马甲和白色衬衣，捏着兰花指，昂首挺胸地迈着模特步走进法庭，就像一个“骄傲的将军”。

  另一个被告人方咸如则穿着号服，跟在王如后面，与王如的高调相比，方咸如显得老实巴交。

  王如最早出现在公众视野中，是在季羡林先生的追悼会上。当时送别结束后，季老的一位亲戚要拿走现场的2只小乌龟，受到王如的强烈阻拦，当时她语出惊人，大喊有人要偷季老的乌龟。

  这在公众面前揭开季羡林遗产纷争的一角，也让王如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“一骂成名”。

  更有意思的一幕出现了，王如在镜头前表现地情绪丰富，时而身子斜倾15度，双手交叉。

  当检察官核实她的身份，称她“无业”时，王如顿时情绪激动起来，说道：“谁说我无业？！我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副教授，北京大学的访问学者，季羡林基金会的秘书长助理。我是有身份的人。”连珠炮似地自报家门后，王如又淡然道：“身份乃身外之物，不说也罢。”随后，她的声音又提高了八度，“说我盗窃可不行，这关乎生命的尊严，我的清白、名声，我必须好好说道说道。”

  王如声称：自己是李玉洁的干女儿，李玉洁是季羡林先生38年的秘书，正是因为这个关系，她才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接近季老，并一再强调：“我是季老的御用记者，最信赖的晚辈。2006年母亲李玉洁病倒后，我接替了母亲的工作，担任季老基金会的秘书长一职，季老曾在生日之际，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消息。”在回答检察院的询问时，王如的话语里满是自豪。

  但是，调查发现，王如提供的职业信息有很大误差，检方出示的西安交通大学人事部门和北京大学的证明显示，王如师专毕业，曾是西安医科大学附属中学的语文老师，后被聘为西安医科大学校报编辑，但西安医科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合校后，王如并没有被交大聘用上岗，随即王如离开西安医科大学附属中学。北京大学更是声称，王如和北大没有一点关系。2006年李玉洁病倒后，王如协助李玉洁的工作是实，至于她自称是季老基金会的秘书长，则没有官方宣布。

  当检察官询问：“你为何唆使方咸如于2009年12月15日，采用破窗入室的方式进入北京大学朗润园季羡林故居，秘密窃取各种书籍、塑像等大量物品？经鉴定价值共计333万余元。”

  王如情绪激动地做出反驳，认为季承趁季羡林病重之机，拿出6份季羡林的批示，剥夺了她和李玉洁处理季羡林文件的权利，由季承全权负责，季承还向北大索取季羡林曾经捐赠的财物。王如一再声称：那些批示都是假的，我跟随季老这么多年，住在季老的家里，帮助他料理事物，处理基金会的事，谁能比我更清楚季老的字迹？

  但是检察官说，北大已经认可了部分批示，并于2009年6月19日协助季承清点季羡林故居里的贵重物品，并把所有权转交给季承时，王如再次表示：“这违背了季老的遗愿，季老坚如磐石、坚定不移地要求把所有财产捐献给国家和人民，怎么会突然留给儿子呢？”她再次强调，事发那天方咸如代替自己去故居取写物品，没想到季老独创的“扇门”——可以取下玻璃的门，已经被人用胶封死，所以自己才找到学校保卫部的小谢，砸碎阳台窗户进入房间。

  王如振振有词地道：“季老是个与众不同的大师，他的许多行为是常人难以揣测的。进不了门，就砸窗进，是季老的习惯。北大的木工都知道，季老家每个月都要换次门窗。我是学习季老的。”

  王如再次辩解道：“故居的财物是季老捐给北大的，北大不珍惜，就属于国家，怎么能让季承拿走呢？古人云，士为知己者死。我必须捍卫季老的遗愿。”于是，王如和方咸如等人，用平板车拉走了季羡林故居里的珍贵藏书和文物，一共拉了17车，直到次日凌晨5点才拉完。

  王如一再声称自己的行为不是盗窃，在她看来这些物品应该归北大或者季羡林基金会所有，她有权利处置。

  辩护律师为王如和方咸如做了辩护，对于方咸如，则认为他只是“奉命行事”，因此不能算盗窃。

  但是，不管王如有怎样的辩解，法律都是以事实为依据，季羡林先生曾经把藏品捐献给北大，这是事实，但是在临终前他有了新主张，把遗产授权儿子季承管理，并留下多张字条，其中一张写道：

  玉洁同志：请你将你保存的我的日记、文稿、书画、钱、礼品等全部物品交给季承、季清二位。季羡林，2008年11月18日。

  当时季承面临的情况是，他没有朗润园季羡林家中的钥匙，季羡林的户口本、工资卡、存款单据也不在自己手里，都是由李玉洁保管。早在“书画门”事件发生时，季承就与北大联系过，希望见自己的父亲，但最终得到的结果是“不同意”。直到季羡林生病住院，他的遗产纷争日渐显露，几位工作人员避嫌，已经不去医院照顾季羡林，当医护人员得知季羡林有儿子时，才紧急联系季承，季承在朋友的陪同下去照顾父亲，父子俩冰释前嫌。当时季羡林很高兴，说道：“你们别说我是孤家寡人了，我是有儿子的人！”这时，季羡林才改变对遗产的处理方式。

  对于季承出示的季羡林最后授权，因此北大方面协助季承对故居的贵重物品进行了清点。

  但王如认为季承手里的“委托书”是假的，所以才以保护“国家财产”的名义拉走季羡林的古籍和珍贵文物。

  王如即便有这样的辩解，但她砸坏窗户入室盗运季羡林珍贵藏书和文物是不争的事实，她毕竟是一个外人，她所谓的季羡林基金会秘书长的职务口说无凭，没有一点官方承认，北大方面也不承认，因此她无权处理季羡林的遗产。所幸的是，被盗运的近5000册珍贵藏书和多种文物都被追回。她和看门人方咸如也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。“窃书不能算偷”在任何一个时间里都不会成立！

  古语云，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任何一个人都是站在各自的角度来看问题。

  曾经有13年时间，季承与父亲季羡林的关系闹得很僵，父子俩不相往来。有的人觉得季羡林之所以不认季承，原因主要在于季承与原配夫人离婚，娶了家里的保姆马晓琴，马晓琴比季承年龄小很多，因此季羡林觉得不合适，于是父子俩决裂。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家庭矛盾都是有多重因素构成。

  2010年，季承创作了与父亲季羡林有关的文章，从自己的角度揭开了与父亲季羡林之间的矛盾。

  那时候季羡林的夫人彭德华已经住院两个多月，由于是新年，季承与外甥何巍的媳妇李庆芝，小保姆等人把母亲的房间打扫干净，从上午一直忙到下午，刚刚打扫卫生完毕，季羡林就过来了，问道：“我的花哪里去了？”他是找一盆君子兰。季羡林喜欢花是出了名的。保姆说放到对面屋子了，季羡林去找了一遍没找到，于是就过来质问季承：“谁把我的花给扔了？”

  当时季承正在做饭，听到父亲这么不客气地问他，也很生气，便说：“我把它扔了！”其实季承没有扔，他是故意这么说的。季羡林这下可生气了，发怒道：“谁给你的权力扔我心爱的东西？”季承没好气地说：“是老天爷！”这下令季羡林语塞，脸涨得通红，气愤地道：“这是我的家，我不指望你养老！”季承也不客气地说道：“我有心养你的老，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了。”季羡林道：“那是你自愿，我早就看透你了，你都是为你妈，咱俩的关系就到此为止。”

  季羡林与夫人彭德华是包办婚姻，当年他留学外国时认识了一个德国姑娘，但两人最终没有走到一起。回国后季羡林虽然回归了家庭，但他主要是以做学问为主，家事基本上不管。作为儿子，季承小时候对父亲并没多少印象，母亲和祖母维持这个家庭，他有时候为母亲抱打不平。

  除夕那天，季承做好晚饭，但季羡林还在生气，没吃饭躲到邻居家去了。后来父子俩做了交谈，但芥蒂却留了下来，年也没过好。

  1994年12月4日，季羡林在夫人彭德华去世前两天，忽然找到季承，对他说：“你很聪明，今后你不要来北大了，等你母亲去世后我再找你谈。”

  期间季承并非与父亲没有联络，每年他都把家里做的斋菜通过前秘书李铮的儿子小军送给季羡林吃，但父子俩的性格都很倔强，季羡林明知是儿子送来的也不说什么，于是父子俩的关系一直僵着。

  直到2008年季羡林住院，当时围绕他的遗产已经产生了一些纷争，季承得知后与北大联系，希望能见父亲，但没有成功。季承几次到医院去看望父亲都被阻拦，事后季承说是李玉洁不让他去看父亲。

  2008年11月，季承接到医院护工的一个电话，说季羡林的秘书已经不来医院照顾，其他人都处于不管事的状态，要求季承前去照顾，季羡林也表示欢迎儿子过来，于是，季承在唐师曾等人的陪同下，到了医院，季承给父亲磕了头，当下说道：“您有什么要批评我的吗？”季羡林说：“你何罪之后，这些年，我何尝不是在天天想你。”于是，父子俩冰释前嫌，和好如初。

  后来，季承又把与马晓琴生的儿子季宏德带到医院去，季羡林很高兴，还给了孙子一个大红包。

  事后季承回忆说，与父亲的关系突然变得紧张是在1995年以后，那时候他的祖母、母亲和姐姐都已去世，妻子马晓琴是家里的保姆，但这不是父子决裂的最终的原因，是因为背后有人捣乱。

  在季承看来，父亲之所以说出这样奇怪的话，就是因为背后有人捣乱，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。

  季承拍卖父亲的藏书，成交价1600多万，如何继承大师的精神遗产和物质遗产，引人深思

  晚年的季羡林挺可怜，尤其是1995年以后，夫人去世，女儿和女婿先后去世，唯一的儿子与他“决裂”，那时80多岁高龄的季羡林成了“孤家寡人”。孙辈们都在国外，其后10多年时间他的身边只有工作人员……家里如此多的珍贵古籍、字画、文物，季先生从年轻时就不管理家务，夫人在时是夫人管理，其后是女儿和女婿管理，后来她（他）们都去世了，儿子又不在身边，他的家产就由身边工作人员管理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也就难怪有人要惦记他的财产了。

  作为一代国学大师，季羡林倡导“以和为贵”，认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就是“和”字。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学术著作，也身体力行，以知识分子的风骨影响别人。

  季先生的关门弟子钱教授说，先生对家人比较苛刻，生活上很节俭，但对外人却非常大方，他家里的保姆要去上学，季羡林拿出钱供她上学，并说：这都是我爬格子所得，是干净的。他捐助出去的钱都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。2001年，季羡林又把收藏的字画捐出去……

  但遗憾的是，季先生留下来的精神遗产终究抵不过他的物质遗产，他也许不会想到，在去世后会留下这么多遗产纠纷，一时之间，各个利益相关者纷纷出动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甚至有人先下手为强，公然盗运图书，上演了一幕幕“活剧”……这些“文化界人士”的行为令人“瞠目结舌”， 什么精神遗产、学术风骨，不过是后人吊唁聊以应对的适时之作，远不及那些可供变现的古书字画来得实在。

  问题的关键还在于，季先生留下几个“混沌”的决定，生前他让秘书管理他的财物；2001年又决定捐献给北大577副珍贵字画；与儿子季承和好后又留下批示，让秘书把手中的财物交给季承，由季承全权处理他的遗产事务；这就造成利益相关方各执一词，季承认为父亲的捐赠不合法，何况他手中有季羡林2008年的批示，而北大方则认为季先生的捐赠有效，季承索要无效。后来季承与北大协商不成，把北大告上法庭，一审季承败诉，季承不服又提出上诉。

  2011年，在北京嘉德秋季拍卖会上，季承将父亲的165种珍贵古籍拍卖，最终成交价1620万元人民币，除去拍卖费用，最终所得大约有1300多万元，季承与外甥平分了这笔钱。

  作为季羡林唯一的儿子，不管父子俩曾经有过怎样的矛盾，最终两人和好，他也享受到了季羡林留下来的遗产。

  时至今天，季羡林这个历时多年的“遗产纠纷”仍然给我们留下很多沉重的思索，既有“精神遗产方面”的思索也有“物质遗产方面”的思索。

  说实话，大师的精神遗产不难继承，因为有他的书在，能学习，但物质遗产如何来处理却很复杂。

  季承在拍卖父亲的藏书后，有人评价季承“败家”，但是季承说：这是父亲给我留下来的遗产，我有权利处置，别人说不着！

  但这个案例给我们另外一个很大的启示是：在处理财产时，应该及早做出准确规划，并形成法律认可的文件，避免引起利益相关方的觊觎，发生一些不必要的纠纷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